無論如何，還是要為當代藝術環境加油

立秋過後，亞洲城市再度陷入城市型藝術博覽會和雙年展的熱潮期，環境的氛圍；當然沒有問題。問題是在於，雖然有那麼多的藝博會與雙年展的加持，我們仍然看不到當代藝術在市場上的未來。


似乎，當代藝術生態已經越來越出現一種極度明顯化的結果，也就是活動的多寡與市場交易是兩極分化的事。而且，頗有漸行漸遠，難有交集的可能！
到底，當代藝術出了怎樣的問題呢？


一位這幾年開始嚐到苦盡甘來滋味的品牌畫廊負責人說「當代藝術慢慢已經出現一種非常好的發展趨勢，也就是評論、藏家、藝術家與畫廊的四方聯彈，讓市場成效有了非常大的進步」。這家畫廊所經營的兩岸當代藝術家，也不是各個都有市場效益。但是，我發現能夠被琢磨出市場績效的藝術家，都是與這家畫廊產生良性合作基礎的藝術家。也就是說，打帶跑的傳統型藝術家，確實很難在現階段的當代市場出現積極的經濟效益。


不願意浪費彈藥在沒有長期合作共識的藝術家身上，似乎也成為另外一家品牌畫廊負責人的既定政策。這家畫廊負責人很坦誠地說「這些年，我已經不太敢跟藏家推薦那種與我自己的畫廊一點都沒有長期性關係的藝術家作品。原因很簡單，如果我自己根本就不想要經營這位藝術家，那麼去推薦藏家投入購藏，這種失敗的經驗屢見不鮮，而且是相當不負責任」。「所以，以投資角度選購名牌藝術家，那是市場的另外一種行為。但是如果要從畫廊經營的性格來說，選定的藝術家作品，畫廊一定是要有相對性長遠經營計劃，那才有可能是與藝術家齊頭並進，也是與市場有未來性」。


從畫廊或藝術家的立場，都希望建立長遠性的合作關係，這應當是不需懷疑的事實。問題是，存在於多數的畫廊與藝術家身上，卻始終有個心理上的陰影揮之不去，也就是對於當代藝術的未來充滿著諸多不確定、不安全感。這種不確定與不安全感，很自然造就藝術家寧願選擇與畫廊產生展覽合作關係，但不願意發生長久合作關係。可是，卻又希望畫廊對待自己的方式與態度是那種長久型合作模式。只是，畫廊也有自己的考量，假設藝術家本身所抱持的態度就是一次性的經濟效益合作，那麼畫廊自然也會以純粹經濟效益作第一優先選項，犯不著過度去幫藝術家張羅。畢竟，兩者的結合，彷若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我想，潛藏在當代藝術環境裡的爛瘡，這應該是其中之一吧！


因為過度算計、因為過於聰明，反而失去了作夢與逐夢的本能。殊不知，在當代藝術生態裡面，沒有了作夢與逐夢的本能，也就等於失去了前進的動能。當我們置身在眾多的城市型拍賣會、藝博會、雙年展、三年展、四年展⋯的空間底下，我們其實只是感受到這些活動的熱度，卻都忘記該打開欣賞的容度。這一點，更是當代藝術生態走到窘態百出的另外一項致命傷。


博覽會與拍賣會，固然都有其單一商業機能，但卻不失是個欣賞藝術多元；但卻被精粹化的機會。只是，我們始終窄化了這樣活動的另外一種可能空間。欣賞雙年展或三年展，也應當考驗自己的藝術品味能力，而不要老是依賴類似旅遊指南的圖冊，光只是在背別人的腳程和思想，卻忘記自己原來是有雙腳和腦袋的。


環境，其實不坎坷；是人的心過於耽溺在坎坷底下。在過於精算與偏窄思維心理作祟下，又如何會從當代藝術環境裡；看到遠景、走出未來呢？


撰文／鄭乃銘

散發100%魅力的藝術品

無論您是否董藝術，您是否曾經覺得在已經站在藝術品面前，藝術品也無法帶給您任何感動?又是否您走進了美術館或是藝廊對於琳瑯滿目的藝術品您卻不知從何看起?很多的時候並不是觀看者或是藝術品的錯，是藝術品放錯位置了，這樣的擺設沒有給空間一種情境，人們讀不出裡頭的故事。

就像人一樣，每個藝術品內都有著一個靈魂，也有物理特性。它們都有高度、深度和寬度。有著藝術品的空間總是讓空間散發著不同的氣質，但更重要的是，如何找對放置藝術品的位子，讓它像個舞台上的明星一般，淋漓盡致的發揮它本身的魅力。

在紐約百老匯街的一間賣針織毛衫的店內見有這樣的藝術擺設品，當藝術品的材質，賣的商品的材質，產生共鳴時，並且透過一些巧思擺放藝術品，是不是藝術品輕易的成為這個空間的主角，並且對這個空間、藝術品、商品都產生深刻的印象呢?

圖片轉自star8的天空

文：晃晃

「別盲目模仿」

在2013年1月5日，朱銘、林懷民、林惺嶽三位藝術家，在朱銘美術館舉辦「大師對談—全球化下的台灣藝術」座談會，吸引不少藝術相關學系的碩、博士生前來聆聽。

 　
不少台灣的大學生無法學以致用，對此雕塑大師朱銘認為，當今大學生不知自己追求的是什麼，盲目模仿、抄襲國外事物，使得台灣社會缺少創新的競爭力。他更直言：「經濟好不好無關學習」，大學生不應該把２２Ｋ、社會經濟好壞當成創作的條件或原罪，作為妨礙學習的阻力。

    　
朱銘說，他的雕塑作品為何能打進國際？主因是作品吸收了古今東方藝術養分而成，一幅雕塑背後包含了油畫、詩句、散文等，並非僅是「雕塑」而已，這點即是作品能受到國際藝術界青睞的原因。當被問到許多大學生因２２Ｋ起薪煩惱，甚至許多藝術學系學生「學非以致用」，朱銘說：「我知道這樣子講會被人罵個半死，但實際上很多大學生根本不知道自己要什麼，所以當然不知道自己在學什麼，能做出什麼。」

朱銘認為，藝術系的學生會去擔心社會經濟好壞問題，這番話他「連聽都不想聽」，因為經濟好不好與自身的學習、創作無關。這樣的說法是苛責、也是勉勵，「希望年輕一代能夠多吸取養分茁壯。」

    　朱銘舉例，時下年輕人、藝術家一窩蜂都在做「裝置藝術」想進軍國際藝術，其實裝置藝術在國外是「過時」的產物，但台灣的年輕人卻拿它當寶，一切都是在模仿、抄襲國外的東西，結果自己珍貴的東方文化卻是學得零零落落，「國內藝術走不出國外」。朱銘指出，國內不論是藝術，甚至是電視劇、電影，都遭到國外產物「攻陷」，最後連引以為傲的「東方感」也消失無蹤影。

    　林懷民也表示，大學生常擔憂起薪低，藝術學系學生擔心畢業後找不到出路等，但「路是自己選擇的」。他強調，做藝術工作或其他行業，都是自身的意願，他也以朱銘生長的年代藝術資源貧乏、甚至還是白色恐怖的戒嚴時期，卻無礙朱銘成為國際知名藝術家，鼓勵學子勿因外在紛擾，就對自己失去信心。

    　林懷民說，他有位朋友在二次大戰期間身處德國，因發生戰事被迫四處避難，但在陰森的防空洞底下，大夥在討論的，並非是哪裡在派發食物，而是兩星期一次、在地底下所舉辦「地下三重奏」音樂會，雖然所有人飢腸轆轆，聽完音樂後心靈總能十分富足，終究熬過那段歲月。他表示，將眼光轉回台灣，現在雖然藍綠政治惡鬥、經濟也不見好轉，但在惡劣的時期，人民應找到自己心靈上的寄託，而非跟著混亂的社會隨之起舞，「最終美好的事物將會來臨。」

        

          或許在許多年輕學子聽來會覺得「我都快要沒錢活下去了，做什麼藝術呢?難道做作品不花錢不花時間，做了還不一定有人買」，是呢！若是以目前主流的體系下去思考確實是如此，但每個時代都有著每個時代所必須去面對的問題，或許時代與時代之間並沒有辦法去放在同一條線去做一個等值的比較，只能說思考如何生存是人類的天性，但要如何在一個艱難的環境下破釜沉舟的嶄露頭角，想必是正視自己的慾望、勇敢、堅持到最後的那一個人。

牆上的報導者 – 塗鴉客Candy Bird

近一年來，台北各地陸續出現許多黃色的大頭人塗鴉；從街頭到藝文空間，從廢墟到咖啡廳，從戰場到展場…這些大頭人多半面無表情，似生物也似機械，以各類隱喻而諷刺的方式，在不同的牆面上呼喚著眾人的目光。這些塗鴉多半意有所指，有些像在諷刺被工作所異化的上班族，有些則在諷刺土地商品化、都更、環境污染等議題。它們總是以既突兀又和諧的方式，與街頭的風景共生共存。

當然，誰有沒有活在牆上，誰又有沒有向哪些B大師致敬，作品又到底有沒有反思全球化後殖民新自由資本主義之類的，完全不是我嘴裡這些牙能評論的。光論作品本身，我不知道它們與其他類型的塗鴉相較之下，到底算不算得上特別，但我能注意到的是，這些注定要與空間共存，壽命也經常相當短暫的「作品」們，近來也開始出現在一些與土地、迫遷有關的場景之中，與底層弱勢者相伴（而且很可能是一起走完最後一程）。塗鴉客Candy Bird說，他希望自己的塗鴉能出現在「對」的地方，並且喚起人們對生活的不同想像，也能一起思考傳達社會議題的不同方式。

新店十四張，2011/12/31。現在這裡已被夷為平地，成了捷運還狀線機廠用地。
Candy Bird說，這個被稱為「玉子燒」的作品，是他在十四張居民遭強拆後三週塗的。
這個身上綁著鈔票，正準備被兩隻不知名的手給吃掉的黃色大頭人，總計活了約三個月時間。

Candy Bird的作品，靜靜地躺在新店十四張的斷垣殘壁中。（2012/01）

Candy Bird結合現場環境與塗鴉的作品。（圖：Candy Bird提供）

除了塗鴉之外，Candy Bird偶爾也畫一些平面作品。這是他在「MAKIYO事件」鬧得沸沸揚揚時，

從友寄隆輝毆打計程車司機出發，進而探討媒體亂象的畫作。（圖：Candy Bird提供）

Candy Bird結合紙箱與塗鴉的作品。雖然收入不多，但Candy Bird為了創作以及對社會議題的認同，

經常免費為展演創作，例如圖中這幅為城市游牧影展而繪的大型塗鴉，他自己就是分文不取，

只為讓更多人接收到「反強拆迫遷」、「反土地商品化」的訊息。

2012/03/26，士林王家遭強拆前兩天，Candy Bird正在王家外牆上重現「玉子燒」塗鴉作品。

後來這幅塗鴉作品，在3/28下午時，連同士林王家一起遭怪手強拆摧毀。

士林王家被拆後，Candy Bird仍持續尋找廢墟，創作與「反迫遷強拆」相關的塗鴉作品。
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刺激別人對社會、生活有不同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