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9月, 2012

絕無僅有10×10!2012關渡雙年展wonderland即將開跑



每年10月,台灣藝術重鎮之一的台北藝術大學,都會讓偏冷的北投吹起一陣熱鬧的藝文風,今年以ACTION(行動)、CREATION(創意)、TRANSFORMATION(轉變) 為主題,「藝術是力量!」作為北藝大30週年校慶與關渡藝術節的宣言,內容包山包海,由全球15個國家的藝術家們,帶來的上百場展演,除了表演、視覺、也有主題影展,而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與藝術節同時展開的「關渡雙年展」。






遙望山腳下同期舉行的台北雙年展,關渡雙年展互別苗頭的意味相當濃厚。至今已邁入第3屆的關渡雙年展,以「藝想世界」(Artist in Wonderland)為題,請來了10位當代藝術家,再由藝術家自行選擇自己喜愛的策展人,逆轉了一般的策展模式,讓策展人與藝術家的對話更為密合。此外,也有多位藝術家採現地制作的方式進行創作,相當值得期待。




韓國藝術家夫智鉉的現地制作,
利用燈泡建構出台北與釜山對應的聲音風景。


如韓國藝術家夫智鉉(BOO Ji-hyun)早在5月時,就來到台北進行場勘與聲音錄製,作品《網-存在》(下圖一)用數百顆燈泡建構出台北與釜山兩相對照的聲音地景。同樣使用光線為重要創作元素的還有來自菲律賓的薩盧貝巴(Don SALUBAYBA),作品《被遺忘和未知的結合》(下圖二)。值得一提的是,本次首度來台的澳洲藝術團體Pip &Pop現場使用五彩繽紛的糖進行創作,沒錯,就是吃進嘴裡甜進心坎的糖。藝術家以夢幻少女色調的粉末、金屬片、拾得物等混合砂糖,建構出一座粉嫩的wonderland

來自澳洲的藝術團體Pip &Pop
利用粉嫩的色調與糖粉,
建構出充滿粉紅泡泡的少女世界。





2012關渡雙年
展覽時間:2012.9.2912.16展覽地點:關渡美術館

轉自:MOT/TIMES線上誌  作者 / 輯部


20 9月, 2012

看俄國人如何很有創意的戳破政客!



俄國人苦於國家的政客們漫天開支票,然後漫天跳票還不承認,他們想出了一個戳破政客的創意手段,而且戳的毫不留情。




葉卡捷琳堡(Yakaterinburg)是德國的第四大城市,然而他們的馬路卻到處都是嚴重的坑坑疤疤,俄國人民除了每天都需要忍受這些低品質的馬路之外,甚至為此感到相當羞愧。當地的媒體「URA.RU」已經多次的報導過相關的新聞,政客們也屢次承諾會修復這些馬路,但是卻從來沒實現過諾言。既然政客們對於自己的承諾總是四兩撥千斤,推得一乾二淨,俄國人決定用一個超級有創意的方式來戳破這些政客。





URA.RU趁半夜的時後,利用幾處嚴重坑疤的馬路塗鴉出三個開過支票的政客,分別是州長、市長和副市長。並且在三幅政客坑疤畫像寫上他們的諾過,像是副市長說:「四月以前會將坑坑疤疤的道路修復完成」,但是直到七月都見動工。隔天一早,URA.RU率先報導這則新聞,而所有媒體也跟進,全部的市民們都等著看這些跳票的政客如何回應。到底如何呢?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新聞媒體大幅報導的當天下午,悄悄的來了一群工人,把這些政客塗鴉蓋掉,企圖想要湮滅這些對政客們不利的塗鴉。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URA.RU早就想到這些沒擔當的政客們會這麼做,所以他們早就在每個塗鴉的附近裝上監視器,這一幕幕毀屍滅跡的過程都全程被錄了下來。





塗鴉被蓋掉的當天,URA.RU 就在這些被蓋掉的塗鴉上,再寫上「蓋掉不等於修復(Painting is not fixing)」, 工人偷偷蓋掉塗鴉的畫面,以及再度漆上的文字又上了新聞,大家繼續看這些政客們還能做出什麼事情來。結果效果驚人,隔天早上之前,三個塗鴉處的坑疤全部都被修復了。這些政客的承諾被戳破,還被戳兩次,超沒面子。





轉自蜜蜂窩 作者:塞腦

18 9月, 2012

生命的重量,ALFREDO JAAR 回顧展



盧安達(Rawanda)是位在非洲的國家,主要由胡圖人(Hutu)與圖西人(Tutsi)兩大種族組成。1994 4 6 號,盧安達國內突然發生一起令人措手不及、慘絕人寰的種族屠殺事件,殺紅了眼的胡圖人,就像是毫無人性的惡鬼,不論男女老少,一心只想將圖西這個種族滅絕;這場幾乎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大屠殺,在短短 100 天的時間裡,幾乎有 100 萬人喪生。種族屠殺,成了盧安達人民最恐懼的切身之痛。


智利藝術家 Alfredo Jaar 1995 年參與了一項盧安達計畫,自此改變他的一生,他開始深入關懷這個國家及其人民,希望透過各種方式,讓更多人了解這個屠殺事件及其後續發展。近日於柏林現代美術館(Berlinishe Galerie)展出的 Alfredo Jaar 回顧展中一項非常重要的主題,就是令人傷痛的「盧安達計畫」。



Alfredo Jaar 回顧展在柏林現代美術館

柏林現代美術館是一座由白色牆面結合玻璃的建築體,地面佈滿黃底黑灰色字母,遠方以「Berlin」為名的系列雕塑作品,及雕塑旁成排置放在樹蔭下的帆布折椅,柏林現代美術館戶外形成一片愜意;而這抹愜意卻與館內正展出的「盧安達計畫」形成強烈對比,這是 Alfredo Jaar  回顧展中一個充滿悲傷血淚的主題,展出此主題的 L 字型設計空間與動線中,一黑一亮的空間並立,讓這個主題的開端,便已深深地震撼人心。



兩個不同的空間,代表了兩個不同的世界;一個明亮,牆上簡潔的影像,風光明媚(下圖),影象中人物常掛著笑容;另一空間卻顯得極微黑暗,室內僅有一絲如微曦晨光的橘紅映照,打在方體的黑石上(右圖),傾身向前一看,密密麻麻的白色刻字躍然眼前,那是記載著許多人的名字與離開人世的日期,這些黑石上,所刻畫的是在盧安達屠殺事件中喪生者的生命長度。



地球上大多數的人活在陽光的照耀下,歡悅地度過每一天的生活,然而卻有一個角落是黑暗地無人能見,生活在這黑暗角落的人僅能暗自啜泣,當歡樂者們正在享受金錢與消費帶給他們的快感,啜泣者只能活在不知道下一刻在哪裡的恐懼,在血紅的世界裡,無人關懷地呻吟度日,而當歡樂的當權者在政治的舞台上,光芒四射的揮霍地演出,在一個又一個雜誌封面呼風喚雨時,呻吟者只能畏縮著身軀,躲到更陰暗的角落,更不見天日的延續那徹底卑微的生命。


「盧安達計畫」主題被規劃在L型展場內,兩個空間一黑一亮,較為明亮的空間播放著關於盧安達景致的錄像作品。(Photograph by Nihad Nino Pusija



這就是盧安達大屠殺事件的寫照

讓我們乘坐時光機回到 1995 年,以影像裝置聞名全球的智利藝術家 Alfredo Jaar 參與一個關於盧安達這個不知名國度的計畫,在一張又一張可以輕易令雙眼閃動泛出淚光的影像中,他受到極大的震撼,心情波瀾洶湧,內心沉悶到無法言喻,進而抗拒用他一貫擅長的影像表現去訴說盧安達大屠殺這極度殘酷的血淚事件。


他選擇了最簡單的手法,將 RWANDA 字樣,運用平面設計最簡鍊的手法,重複帶堅定的語氣般,以街頭海報的形式,如海報上 RWANDA 字樣運用的手法,再次一樣重複且堅定地安置在街頭每個角落,企圖捕捉人們的目光,喚起人們的注意,轉化成為可能的社會議題,得到更多大眾的關注與談論,成功地獲得歐美媒體與大眾的迴響,更讓 Alfredo Jaar 奠定國際級藝術家的地位。


Alfredo Jaar 並不以此自滿,接下來的 10 年,他竭盡所能地收集與盧安達相關的報導與影像,1996 Alfredo Jaar 隨著人道組織與紀錄影像工作者親身前往深入盧安達那如煉獄般的殘酷異境,實地地做文字與影像的採集工作,那段期間,他的身心受到比 1995 年的震撼更遠大的煎熬,在那血淋淋的世界裡,每個盧安達人的眼神、表情與那孱弱的身軀,深深刻入他的腦海裡,讓他一度為身為人類感到極度的恥辱,渴望了結自己的生命。


西方媒體對盧安達大屠殺事件的漠視

回到紐約的生活,更讓他感到荒謬,從盧安達大屠殺事件最初發生到末端的這段時間,他赫然發現美國媒體的完全漠視,展場中可以看到他按照時間順序忠實收藏這段時期的《NEWSWEEK》(新聞週刊)的每期雜誌,以及即便關懷非洲飢荒戰亂的《TIME》(時代雜誌),這些雜誌從每一期的封面主題到內頁所有報導,完全不見盧安達的蹤跡,在這段遭世人漠視的短短時間裡,盧安達有近百萬的生命如無生息般消失於地球,彼端的美國卻仍在上演一齣又一齣政治、經濟與名人的肥皂劇。








透過 Alfredo Jaar 有計畫的整理,在為數不少的《LIFE》(生活雜誌)(上圖)中,那些如肖像畫般占據雜誌封面的主角們,依舊在陽光的照耀下,歡悅地度過每一天生活,人們的神情與姿態,是那麼地無憂無慮,身上的衣著是那麼地光鮮亮麗,彷如對其他國度的苦痛完全漠視,每天還是生活在他們的金錢遊戲裡,為自己累積龐大的名利,凝聚魅力與事業力。再回頭看第一個展間裡那刻滿白色字樣的黑色長石上,沒有結束般,不斷地延續著,更多盧安達人的名字,離開人世的日期與他們生命的長度,這些人沒有臉孔,更沒有表情,當然沒有任何聲音,只有冷清的空氣飄在空蕩的展間裡。


生命本應是一條長河,有平靜的時刻,也有波瀾的時候,有直行,也有彎曲,這條長河,儘管有哀傷的時刻,但也有眾多歡樂樂章;但盧安達人的生命卻完全不是這樣,在他們短促的生命裡,沒有平靜的權利,甚多的波瀾,不斷地泛濫,甚至血流不斷蔓延其中,他們除了悲傷,還是只剩悲傷,他們靜靜來到這世界,最後還是無聲無息離開,生命的樂章在哪裡,他們也永遠都不知道!


轉自:MOT / TIMES 線上誌   作者:王元芳   編輯:劉宏

14 9月, 2012

移動的兒童美術館---漂泊的集裝箱成為法國和非洲孩子的世界級美術館





這是個簡單卻不失精彩的想法:不需要把學校的孩子們帶去博物館,而是把博物館帶去給他們。移動博物館(Musée Mobile)通常被大家熟知的名字是mumo,這是一個安置在運輸集裝箱裡的當代美術館,穿行於法國、喀麥隆和科特迪瓦。MuMo的創辦人英格麗·布羅哈德( Ingrid Brochard)從三家法國公司Bolloré(擁有WiMAX運營執照的無線運營商——譯者註), 道達爾石油公司(Total)和雪鐵龍(Peugeot-Citroën)獲得了贊助,美國的建築師亞當·卡爾金( Adam Kalkin)則為美術館進行了內部設計,集裝箱打開之後將成為四個不同的空間。


布羅哈德的這個以藝術為核心的項目很龐大,大概有15名藝術家參加進這個項目中,包括伽達·梅爾(Ghada Amer)、莫瑞吉奧·卡特蘭(Maurizio Cattelan)、保羅·麥卡錫(Paul McCarthy)以及勞倫斯·威納(Lawrence Weiner)。這些作品都是這個項目委託藝術家專門製作,或者是藉展的作品,最振奮人心的包括麥卡錫的大型充氣式粉兔子,它們就被套在集裝箱的頂部。卡特蘭有趣的小鹿攝影就藏在上面是一個讓人信以為真的多色的繪畫中。來自詹姆斯·特雷爾(James Turrell)的光線裝置、皮埃爾·俞格(Pierre Huyghe)和剛果出生的藝術家謝里·薩巴(Chéri Samba)也囊括其中。





James Turrell)的光線裝置




Chéri Samba)作品

 
Pierre Huyghe作品



年齡從6歲到11歲的孩子們被分成14組,每個組都會花上30-45分鐘在美術館裡觀看作品。教師們都不能進入這個美術館,陪伴孩子的是兩名兒童心理學家多納泰拉·卡普里格里奧(Donatella Caprioglio)和奧利維亞·阿格斯蒂尼(Olivia Agostini)。布羅哈德告訴ARTINFO說,首先是希望孩子們沒有在大人的籠罩之下探索美術館中的奧秘,但是我也不希望孩子們會錯過某些特別值得注意的事物,或者說小孩子們不能從容的走完全程。所以導覽的想法就很重要了,只要孩子們能自由的說話以及被傾听就很好了。於是這就得去除學院習慣和老師們被要求執行的結構。 所以我選擇多納泰拉·卡普里格里奧來進行,因為她本人就是治療師,而且她懂得如何傾聽孩子們,她非常尊重孩子們的自由。布羅哈德補充道,我想要避免任何專制感覺參與到孩子們的遊覽

儘管法國的孩子們和喀麥隆和科特迪瓦的孩子的文化背景非常不同,儘管文化差異以某種形式發生在這個美術館裡,比如說,因為喀麥隆嚴禁公開的表達親密的動作,所以喀麥隆的孩子開始並不能接受伽達·梅爾的作品《吻》。是布羅哈德則轉達給我們孩子們的相同反應:高興、覺得驚奇,而且很有好奇心。
不僅僅是喀麥隆的孩子,科特迪瓦的小朋友們也沒有機會去美術館,他們只能獲得一些基礎領域的服務。在美術館的新聞資料裡,布羅哈德講述一個她在喀麥隆的學校的見聞,那裡有一半的學生沒有桌椅,沒有紙筆。但是學校的工作人員也非常同意說,藝術經驗在他們的教系統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他們會一直銘記這些經歷,也許藝術可以改變些什麼,或者能改變他們生活的足跡。布羅哈德還說道,無論是百分之一的機率,甚至千分之一的機率,但是對我們來說也意義重大了。



MuMo的未來尚不可知,它將在今年秋天開始它的下一次旅行,約翰·巴德薩利(John Baldessari)的黑白攝影也會加入MuMo的收藏中,在今年十月的巴黎FIAC也會成為它的一站——興許可以讓成年人一窺究竟。




文章來源: 藝訊中國
 

10 9月, 2012

耶穌變猩猩? 這是前衛藝術?



西班牙薩拉戈薩報導——經過一位疑似藝術愛好者的草根嘗試,位於薩拉戈薩附近的小鎮波夏(Borja)的神恩教堂聖堂裡的埃利亞斯·加西亞·馬丁內茲《瞧,那個人》(Ecce Homo)被修復了。這位退休老人拿出畫筆,把這幅一百多年曆史的耶穌聖像基本上是給抹了一遍。最終的成果,從藝術史角度是災難性的,《衛報》藝術評論家喬納森·瓊斯(Jonathan Jones)在昨天的報紙上對此事也是怒不可遏,用明顯開玩笑的口氣說,波夏這個業餘藝術品修復師是受僱於人的,雇主是手中持有高價值藝術品的當地人,想要靠這個贏得國際關注。不過需要說的是,這個長得像猴子的新版基督本身有著一種不尋常的新力量,是對現代人的一種獨特隱喻。


埃利亞斯·加西亞·馬丁內茲的《瞧,那個人》


這是怎麼回事呢犯罪嫌疑人、已經是耄耋之年的塞西里婭·吉門內茲(Cecilia Gimenez)說她的修復是得到神父認可的。聖像被風雨侵蝕的樣讓她感到痛心。畫家的孫女特蕾莎·加西亞——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她最近剛剛出資讓教堂請專人修復此畫——對記者說,吉門內茲此前曾對畫中耶穌的上衣有過微辭,這部分雖然明顯被改動,卻並不像她對面部的整容處理那麼劇烈。


經過她的「潤色」後,耶穌的荊冠已經和鬍子連成一片,變成一個毛茸茸的蓋頭,被BBC 記者Christian Fraser 形容為是「一個毛髮茂盛異常的猴子的蠟筆速寫。」他的視線方向被改成了一個荒誕的角度,往左下方斜視觀眾,而不是原來的向右上方。被改成了一個荒誕的角度,往左下方斜視觀眾,原來的向右上方。鼻子被推平了,跟戴上了非洲面具似的。了大猩猩般的髮型,新耶穌的嘴可能是變動最奇怪的地方:下巴鬆弛,舌頭好像是要伸出來的樣子,不是死了就是在搞怪。總而言之,一幅傳統肖像畫的平平之作,變成了當代超現實主義的精品。


據吉門內茲發現事情不妙後首先聯絡的市政府文化官員Juan Maria de Ojeda 說,畫作的永久性破壞到了什麼程度尚不得而知。接下來可能會派遣藝術史學家來調查修畫用了什麼油彩,能否把壁畫恢復到原來的樣子。Ojeda 如果無法恢復他們會蓋一張照片上去。

06 9月, 2012

日本科學家說:梵高是色盲——但是這有關係嗎?






梵高對一些色彩、光線和衝突色調有著某種偏好,延長了野獸派的壽命,但這可能是一名色盲的創作結果,而非某種美學判斷嗎?根據Kazunori Asada的一篇文章,這名日本化學家及詩人近來開始在其科學博客中(science blogs)提出,這名世界知名的藝術家其實並不是藝術革命者,不過是一名視覺損傷的殘疾人。 Kazunori Asada的文章重點是他在北海道的經歷——日本有一家“色彩視覺實驗屋”(Color Vision Experience Room),提供一種模擬器,用來色盲患者眼中的顏色,平常人也可以體驗他們的特殊經驗。Kazunori Asada親眼見到藝術家的畫時,於是產生了相關聯想。


根據Kazunori Asada的描述,梵高的繪畫在濾光光線中,其實更加美麗。 “梵高的不協調色彩和粗糙的線條已經平靜的消失了”,他還說,“每張繪畫都因為其優雅的線條和陰影而成為了傑作。”Kazunori Asada繼續用一種軟件來進行測試,進一步模擬色盲眼中顏色的不同變化,這一模擬被限定在梵高的作品中的色彩的適中色域範圍內。經過檢測發現,梵高的這個“缺陷”意味著他對對紅色缺乏感受。


Kazunori Asada的過濾圖像比原作更加自然;不是那個我們所知道的色彩鮮明、狂放的梵高,相反,這些色調顯得非常有機,以及非常自然的互相融合在一起——而且從傳統色彩觀念來說,它們彼此更接近互補的關係。《聖-保羅醫院後有收割人的麥田》(Wheat Field behind Saint-Paul Hospital)中非常濃烈的紅色和橙色變成了秋天的金色。在《星夜》(Starry Night)裡那怯生生的綠色其實更加黃,田野中的橙紅色其實來自《播種者》(The Sower),而《向日葵》則顯得略微枯燥。


Kazunori Asada的論點中,有以下幾個清晰的問題:首先,他參考的繪畫版本並非真跡。我們對數字屏幕的依賴就意味著電腦到電腦的這一過程中顏色能保真。 Kazunori Asada所使用的圖片也並非是最高畫質的,看上去甚至會完全不同。這裡還有另一個哲學性的議題。我們如何討論梵高的繪畫在濾鏡中比原作的效果中更好?要否認藝術家藝術性選擇不過是在排除了藝術家本身的創造力之後所做的簡單化學實驗。梵高的顏色本身就互相衝突,而且這些異端的對比僅僅是後印象派和野獸派美學的一部分而已。難道高更和安德烈·德蘭也同樣是色盲嗎?


這個討論讓人聯想起了莫奈曾經因為一隻眼睛患了白內障,於是用鏡片代替了眼鏡的故事那樣,他的畫板上經常會變成深藍色是因為他可以猛然間看到紫外光線(這個鏡片在保護眼球的同時,也自然的濾掉了一些紫外線)。這不過是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難道藝術家的創造力僅僅是由於他的生理原因造成的嗎,還是說他們的創造是因為他們是具有創造力的、前衛的藝術家?可能後者聽起來更說得過去吧。


作者: Kyle Chayka





04 9月, 2012

弗朗西斯•培根的扭曲肖像受到納粹攝影的影響?




弗朗西斯·培根的扭曲人體可能不完全是發自他那充滿掙扎的靈魂。在本月晚些時候即將由泰特出版的一本書中,馬丁·翰莫爾(Martin Hammer)出這位英國畫家可能從戰後發表在書籍和雜誌上的納粹照片中汲取了不少東西


 
弗朗西斯·培根 自画像


這是一種對培根的全新解讀。在肯特大學任藝術和哲學史教授的翰莫爾對《獨立報》說:「納粹形像在培根作品中的使用,是他的藝術創作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點在很多作品裡都有體現。但坊間對此沒有太多提及。」


弗朗西斯·培根




翰莫爾教授很快意識到,培根的研究學者們對這個發現的反應是褒貶不一的:「視覺上的證據是有力的,但是為什麼會這樣,卻很難說清,」他說「它是可以有多種詮釋的。」





弗朗西斯·培根 自画像




翰莫爾是在2008年泰特的培根回顧展上初次注意到,許多畫作跟納粹照片之間存在視覺上的聯繫。經過進一步的研究,他得出的結論是「這是195060年代期間的培根作品中的固有特性。」


弗朗西斯·培根 仿委拉斯贵支的教皇英诺森十世画像

培根的許多「源」照片是由希特勒的御用攝影師Heinrich Hoffmann 拍攝的。據翰莫爾說,藝術家利用這些圖片進行了二十多年的創作,對納粹的指涉比重越來越大。


Heinrich Hoffmann





「培根開始用這種形象創作,觀察這種體製表現出了怎樣的本質,」翰莫爾說。 他用這種方式來探索那種控制著每個人的生活的本能、殘暴、野蠻的本性。」




 作者:ARTINFO UK   來源:藝訊中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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