牆上的報導者 – 塗鴉客Candy Bird

近一年來，台北各地陸續出現許多黃色的大頭人塗鴉；從街頭到藝文空間，從廢墟到咖啡廳，從戰場到展場…這些大頭人多半面無表情，似生物也似機械，以各類隱喻而諷刺的方式，在不同的牆面上呼喚著眾人的目光。這些塗鴉多半意有所指，有些像在諷刺被工作所異化的上班族，有些則在諷刺土地商品化、都更、環境污染等議題。它們總是以既突兀又和諧的方式，與街頭的風景共生共存。

當然，誰有沒有活在牆上，誰又有沒有向哪些B大師致敬，作品又到底有沒有反思全球化後殖民新自由資本主義之類的，完全不是我嘴裡這些牙能評論的。光論作品本身，我不知道它們與其他類型的塗鴉相較之下，到底算不算得上特別，但我能注意到的是，這些注定要與空間共存，壽命也經常相當短暫的「作品」們，近來也開始出現在一些與土地、迫遷有關的場景之中，與底層弱勢者相伴（而且很可能是一起走完最後一程）。塗鴉客Candy Bird說，他希望自己的塗鴉能出現在「對」的地方，並且喚起人們對生活的不同想像，也能一起思考傳達社會議題的不同方式。

新店十四張，2011/12/31。現在這裡已被夷為平地，成了捷運還狀線機廠用地。
Candy Bird說，這個被稱為「玉子燒」的作品，是他在十四張居民遭強拆後三週塗的。
這個身上綁著鈔票，正準備被兩隻不知名的手給吃掉的黃色大頭人，總計活了約三個月時間。

Candy Bird的作品，靜靜地躺在新店十四張的斷垣殘壁中。（2012/01）

Candy Bird結合現場環境與塗鴉的作品。（圖：Candy Bird提供）

除了塗鴉之外，Candy Bird偶爾也畫一些平面作品。這是他在「MAKIYO事件」鬧得沸沸揚揚時，

從友寄隆輝毆打計程車司機出發，進而探討媒體亂象的畫作。（圖：Candy Bird提供）

Candy Bird結合紙箱與塗鴉的作品。雖然收入不多，但Candy Bird為了創作以及對社會議題的認同，

經常免費為展演創作，例如圖中這幅為城市游牧影展而繪的大型塗鴉，他自己就是分文不取，

只為讓更多人接收到「反強拆迫遷」、「反土地商品化」的訊息。

2012/03/26，士林王家遭強拆前兩天，Candy Bird正在王家外牆上重現「玉子燒」塗鴉作品。

後來這幅塗鴉作品，在3/28下午時，連同士林王家一起遭怪手強拆摧毀。

士林王家被拆後，Candy Bird仍持續尋找廢墟，創作與「反迫遷強拆」相關的塗鴉作品。
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刺激別人對社會、生活有不同的想法。

英國多地變賣公共藝術品！！！為了生活?還是敗家?

         

        近日最火紅的討論的“清大高材生對教育部長沒禮貌”事件，因為很多的因素，讓這一場原先良性的雙向溝通失焦了。其實這只是一位學子，對於當今的教育問題提出的疑問與訴求，或許語氣或評斷過於激烈，但對於社會的關心是無庸置疑的。理性的雙向溝通，理解雙方的立場，提出中庸的解決之道，大家都是關心社會的人，別因為非理性的情緒，讓這個社會失去有形或無形的重要資產。

           日前，倫敦自治鎮陶爾哈姆萊茨區的區長拉弗•拉赫曼決定出售當地一件有名的公共藝術品——《穿褶皺裙的女人坐像》。這一計劃遭到英國知名導演丹尼•鮑爾及諸多藝術專家的指責，並引發對英國多地變賣公共藝術品的廣泛討論。


            貝夫諾格林和波區的工黨議員諾莎納拉·阿裏說，短短幾天內，反對出售雕像的請願者已超過1500人，而拉赫曼卻對此坐視不理。作為陶爾哈姆萊茨區的居民，執導2012年倫敦奧運會的丹尼·博伊爾導演也反對出售決定。“藝術的價值被貨幣玷污了。”他說，“亨利·摩爾的這座雕塑‘秒殺’了人們心中對倫敦最貧窮市鎮之一陶爾哈姆萊茨區的所有偏見，僅憑這一條，其對每位當地居民來說都是無價之寶。”


　　
           其實，在英國各地市日趨蔓延的公共藝術品變賣“浪潮”一直為藝術界人士批為“敗家”之舉。去年，波爾頓議會賣掉了包括畢加索的兩幅版畫、約翰·艾弗雷特·米萊的一幅油畫在內的7件藝術品；格洛斯特市議會也計劃出售價值38.1萬英鎊的14件作品；同年，紐卡斯爾市議會拿出價值27萬英鎊的公共藝術品在易趣上出售；萊斯特郡市議會也憑藉銷售一些藝術品收藏而獲得超過16萬英鎊的金錢。


　　
          公共紀念物和雕塑協會創始人、副會長伊恩·雷斯擔心，地方這種變賣公共雕塑資產的行為會一發而不可收。“許多公共雕塑根本就沒有列入國家審計公共藝術品制度，也沒有進入風險評估列表。”他說，室內藝術、私人花園和戰爭紀念館裏的藝術品可能會被審核，但是從沒有人對戶外藝術負責。


　　
         英國公共遺產保護機構非常認可公共藝術審計制度。在20世紀時，這項制度曾避免了卡姆登議會出售一尊巨大的愛德華多·保羅齊的青銅雕像。當時，社會敦促卡姆登議會立即採取行動，確保這件重要的現代雕塑作品能夠為公眾所見。


　　
        據英國公共遺產保護機構統計，包括戰爭紀念館在內的1萬件公共雕塑作品中，只有不到15%包含在他們的建築物登記冊上。倫敦大學金斯密斯學院公共藝術教授安德魯·舒本說：“目前的狀況是，大量的類似作品被稱為‘孤兒’，即沒有人知道它們是什麼或誰擁有它們。”他說，議會通常不知道在他們的轄區內究竟有什麼藝術作品。因此，審計最終顯示的是在這個國家有多少沒人愛、沒人管、未清洗的公共藝術作品。雷斯建議，應建立一個完善的公共藝術品列表，詳細介紹地方政府所擁有的每一件藝術品。他說：“我們呼籲地方當局對當地的公共藝術作品進行統計並把結果放到網路上。納稅人有權獲知他們擁有哪些藝術品並看到公開的記錄。”


　　
       儘管反對聲連連，地方政府分管文化、旅遊和體育事務的負責人仍堅持“變賣有理”。她說：“市政局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資金削減，不得不做出非常艱難的決定，因為我們得繼續提供重要的服務，如照顧老人、保護兒童、市政建設等。”“當然，在出售藝術品時，當局會考慮到當地居民的意見，公開探討所有的可能性，試圖找到一個最適合當下情況的解決方案。”

找不到淵源... 非在地出線 趨勢還是特例？

　

        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明年將由外籍藝術家參展，引起藝術界議論，其實雙年展的國家館由外籍藝術家代表展出，放眼國際已有前例-不過，這些國家館之所以選擇外籍藝術家代表展出，主要多是因為這些外籍藝術家的創作脈絡與該國有深厚淵源，或長期在該國進行創作。

    　例如，二○一一年波蘭館推出以色列藝術家葉．芭塔娜（Yael Bartana）的個展，二○○九年德國館推出的是英國藝術家里安．基里克（Liam Gillick）代表，明年德國館將推出中國大陸藝術家艾未未。

    　葉．芭塔娜雖是以色列人，但近年卻以波蘭猶太人的悲慘境遇進行系列創作。而艾未未與德國關係深厚，他的政治發聲與作品發表，常在德國進行，也姑且先不去論德國館推出艾未未，是基於藝術考量或政治性的話題。

    　或許，由外國藝術家擔任國家館代表，出現在歐洲並不見怪，國際當代藝術與市場本來就以歐美為中心，連動性大，雙年展國家館是歐美藝術家眾多舞台的選項之一。反觀台灣藝術家，是否具有同等條件？值得深思。

    　威尼斯雙年展向來台灣館扮演引介台灣藝術家國際發聲的重要管道，長年由官方單位北美館負責，台灣館所在地普里奇歐尼宮位置絕佳，就在威尼斯觀光景點聖馬可廣場旁。也因此舉辦九屆以來，獲選參展的藝術家常被稱「台灣代表隊」，可知在台灣美術界受重視的地位。這次由外籍人士代表參展台灣館的爭議，實在切忌落入國際化/本土性這種二元對立的淺薄思考。

    　爭議點嚴格說起來也不是藝術家的外國人身分，而是，這兩位藝術家長期以來與台灣的關連性是什麼？是否深刻到足以代表「台灣館」？若他們與台灣的連結僅是因為策展人的提案，參展作品與台灣發聲的關連，也僅是服膺策展人的命題而作，那麼，北美館捧著台灣納稅人上千萬元的展覽經費，支持外籍藝術家到威尼斯展出，難怪台灣藝術家覺得「情感受創」，也讓納稅人傻眼。

光影魔法師，廢棄物的藝術

提起風景畫，一般人可能會想到水彩畫或油畫，但是亞拉巴洛夫（Rashad Alakbarov）這位來自亞塞拜然的裝置藝術家卻大大顛覆了我們的想像，用光影以及日常生活用品創作出令人驚豔的彩色風景畫，稱他為「光影藝術魔法師」絕不為過。

這幅風靡全球的風景畫究竟是怎麼創作出來的？亞拉巴洛夫將以壓克力板製成的彩色飛機一一懸吊在半空中，再利用光線投影將繽紛的色彩折射至背景牆上，不僅要有縝密的設計和獨到的眼光，更要具備過人的空間概念。

除了風景畫之外，亞拉巴洛夫的創作也包括城市

肖像投影畫

甚至連文字投影畫都有，件件都叫人拍案叫絕。

2012世界新聞攝影展

        新聞攝影主要是在反映當時的社會現象或者是議題，直接傳達事件的真實及價值。在早期，這種類型的攝影報導，較常使用於雜誌上，配合記者的文字，形成一種新型的傳播學。最出名的代表，就是1985年6月號國家地理雜誌，由攝影師 Steve McCurry 在難民營裡所拍攝的 阿富汗少女 Sharbat Gula。



戰爭、內亂、饑荒、貧窮等是新聞攝影一百多年來不斷講述的悲慘題材，也讓新聞攝影常被批評題材過於狹隘和單一。然而，真的是如此嗎?新聞攝影師身處一個高度商業化的工作環境，拍攝充滿痛苦和危險的事件，「是對新聞攝影師的美學觀點、道德的多重挑戰。」

除了反映新聞事件的本身，攝影師的職業道德也常被拿放大鏡檢視，像是在1994年獲得普立茲新聞特寫獎（The Pulitzer Prizes/Feature Photography）的記者Kevin Carter，他所拍攝非洲蘇丹小女孩與禿鷹的照片，在當時所引起的輿論，讓他在獲獎後的兩個月自殺身亡。





2012世界新聞攝影展從1955年的42位攝影師、11個國家、301張照片，發展至今天的5,247位攝影師、124個國家、101,254張照片，世界新聞攝影比賽已成為國際間最有代表性、最具權威性的專業新聞攝影比賽。比賽由荷蘭世界新聞攝影基金會創辦，目的是要建立一個無分國界、自由交流的獨立平台，通過出色的新聞攝影，啟發大家對世界的了解。照片涵蓋多個類別，包括突發新聞、一般新聞、新聞人物、當代議題、日常生活、肖像、藝術娛樂、自然生態和運動。

2012世界新聞攝影展 WORLD PRESS PHOTO 12
展期︱Open Hours
11.17.2012~12.9.2012　Tue-Sun 11:00~18:00
開幕︱Opening
11.17.2012, 15:00
展場︱Venue
Studio 94
台北市士林區仰德大道二段94號
No.94, Sec. 2, Yangde Blvd., Shilin Dist., Taipei City 111, Taiwan
大眾運輸︱
士林捷運站1號出口右轉, 步行至中正、中山北路口「福林國小站」，
搭乘往陽明山的公車，於「永嶺站」下車。
下車後繼續前行30秒右側即是Studio94。
自行開車︱
請於仰德大道二段100巷，「永明寺」綠色路標處右轉，路口即是。

水有多神奇？Tim Tadder男性水假髮攝影作品

洛杉磯的攝影師Tim Tadder的水假髮系列作品，發掘了水的更多可能性。水能怎麼樣表現出他的特性？一起來看看吧！

他將水球扔在男性模特兒們的頭上，在水球破裂的一瞬間拍出這樣的畫面

配合上光線後，畫面變得奇麗。

各式的水球形狀也讓水假髮變得很不一樣。

再加上這些模特兒的表情，作品變得很動態。

水球破掉的那一瞬間是不可預期的，這些畫面充滿了驚喜還有未知的期待，好玩的是這些模特兒的表情，真的是充滿驚訝呢！

蛞蝓的法國慢走－Florentijn Hofman藝術幽默

           法國的街道上出現了有趣的奇聞，有兩隻龐大的蛞蝓正在街道上漫步，這兩隻蛞蝓色彩繽紛，充滿活力正往著街道上攀爬。這項新鮮聞出現在法國昂熱是藝術家Florentijn Hofman的傑作，總共由40000塑膠袋組成，並且由鐵絲建構出蛞蝓的體型綁上不同顏色的塑膠袋，其實這件藝術作品背後有著深沉的隱喻，Florentijn Hofman稱這份作品為《slow crawl to death》緩慢的迎向死亡，象徵著人類過度開發地球的結果便是緩慢的走向死亡，仔細一看這兩隻巨大的蛞蝓正是朝著教堂邁進，也代表最後安息的所在。

         大型蛞蝓的身體裡面充滿著不同顏色的塑膠袋，隱喻著動物們的體內堆積的毒素五顏六色垃圾跟毒素在慢慢囤積後動物逐漸走向死亡，藝術家將深沉的隱喻化作輕鬆活潑的藝術品，透過藝術的幽默讓我重新檢視到環保的重要，少拿一件塑膠袋就減少了地球上的汙染，又或者環保再利用都是愛護地球的好方法，小小的舉手之勞減少地球汙染，何樂而不為呢？！

Florentijn Hofman喜歡透過各式各樣放大的動物傳達他的藝術觀，作品遍及歐洲、亞洲，友善的利用公共區域如街道、廣場、河堤等地方，觀察作品後不難發現藝術家對於環境的省思深意，也提醒著民眾放大自己的視野，用心看世界。

　來源 florentijnhofman

香港蘇富比：當代藝術見底了嗎

香 港蘇富比“當代亞洲藝術”被著名策展人顧振清描述為“中國當代藝術市場遭遇黑色星期天”，一時間，大家又回過頭來審視這場10月7日晚間專場的拍賣情 況：153件作品拍出111件，收穫1.17億港元，最後這個數字較之以往大打折扣；加之明星藝術家作品大面積流拍、成交作品的“白菜價”，“當代亞洲藝 術”專場被普遍認為是中國當代藝術坍塌的表現。 作為拍賣界巨頭，一向有“造星”之說的蘇富比，在沒有任何驚喜的狀態下黯然落槌，似乎不太像它的風格。 這麼多年的資本“血拼”所架構的市場模式，在資本轉身之後崩盤了？ 曾經炙手可熱的“中國符號”是就此落幕了？

資本離場 藏家缺席

中國當代藝術的崛起離不開資本的扶持，當年天價托起的市場巨星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隨之，魚龍混雜的當代藝術隨著大潮雞犬升天，藝術市場的泡沫在資本的鼓吹下慢慢變大。 而當金融環境不景氣的時候，市場的泡沫開始受到擠壓，能夠經得住考驗的少之又少。 “的確，蘇富比這次當代藝術專​​場拍瞎了”，保利老總趙旭在微博上如此評價。

顧振清亦告訴99藝術網，香港蘇富比秋拍“當代亞洲藝術部分”幾近冰點，“主要表現在拍賣成績不理想，總成交額很低，成交的作品價位也是很低，不少好作品流標，可以看出這次拍賣是近幾年的一個谷底。”

“知冷暖”的藝術與“沒有人情味兒”的資本一開始就是對立的，在共謀的過程中似乎只為“各取所需”，當資本反向的時候，走得也是毅然決然。 近年歐債危機顯然影響了老外的購買力，顧振清就現場的情況分析：“雖然有個別作品好像老外有舉過牌，但是明顯看出來不起勁。有點奇怪的是，現場也沒有看到多少印尼和台灣藏家，以前蠻多的，這次特少見，這次整個感覺是說客戶出席沒有以往踴躍。”

著 名藝術經紀人李蘇橋對這次蘇富比秋拍中國當代藝術的表現同樣給出了“差評”，在他看來，這次拍得不好的原因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蘇富比拍賣選擇的時機 就是生不逢時，正好趕上整個中國經濟下滑；二、藝術品進口關稅的案子還沒有完全了結；三、國內收藏機構、個人審美的趣味也發生了一些變化。”

當代藝術崩盤了？

本次蘇富比秋拍上，張曉剛的8件作品中，《天安門，1號》以2082萬港幣成交，拔得頭籌，而作品《兄弟》、《紅嬰》、《里和外5號》遭遇流拍。 同 一專場中，劉煒上拍六幅，三幅易主，其於1992年創作的《革命家庭系列：晚宴》，以1746萬港幣成交，創下了這位藝術家的拍賣新紀錄；方力鈞共有4件 作品上拍，全部易手，其中《2001.2.1》以290萬被譚國斌競得；岳敏君8幅作品，6幅落槌；楊少斌五件上拍，僅《三代》落槌。 且“當代亞洲藝術”中大多數作品多以底價落槌，王慶鬆的攝影作品《新女性》 以47,500港元成交， 而王慶鬆的攝影作品通常是在15萬左右成交。

以往，當今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的當代版塊中，後89藝術家的作品無疑是相關專場的壓軸之作，然而，這次拍賣下來，這種觀念似乎要有所轉變了。 這個市場火了8年了，大多數代表性作品已易手，尚需時間沉澱，新的作品又難以挖掘，同時還伴隨著投資客濃重的觀望情緒。 此外，新的消費群體逐漸興起，市場急需“換血”，如果老是翻來覆去“炒冷飯”，買家未免會反感，用顧振清的話來說，即“九十年代開始走紅國際、並在2005年後成為市場寵兒的貼有中國標籤的當代藝術基本上已經讓大家倒胃口了”。

種種跡像似乎均在證實以後89那些帶有政治符號的中國當代藝術正在急速下滑，隨之而來的是各種“置身事​​外”的隔岸觀火、冷嘲熱諷與“落井下石”，當代藝術的崛起離不開資本，當資本抽身的時候，當代藝術真的崩盤了嗎？

“從08年金融危機之後，當代藝術經歷了不同板塊的互動，那時，整個當代藝術市場本身出現了一些危機，經過了底盤的盤整。所謂的崩盤意味著沒有底了，實際 上當代藝術還是有底的。今天依然有一些非常重要藝術家的作品是大家在追逐的，依然有一些藝術家的作品是大家會不惜重金去購買的，在這樣的情況下談不上崩 盤，按照股票的術語來講只能說是在底部盤整”，李蘇橋說道。

在李蘇橋看來，價格永遠反映的是兩件事情，一是需求；二個是看市場有沒有流動性的資本支持這個價格。 今天市場流動性的資金非常有限，不管是企業還是機構都處於流動性資金吃緊的狀態，所以當代藝術比較難不作為整體市場的一個反映，這是很正常的一個現象。

“中國符號”還有戲否？

在今天拍賣市場上滯留的作品，在今後的市場上能否有出彩的表現？ 還能重新站起來嗎？ 顧 振清的觀點是“大家對2000年以後的藝術家會重新打量，不會只是迷戀九十年代成功的藝術家。雖然幾年前，國內開始在當代藝術上激起一種投機和投資了風 潮，到了2012年大家都冷靜下來了，冷靜下來是一個很好的盤整期，大家對標籤式的、符號式的、非常淺薄的、沒有內涵的繪畫會感覺到枯燥。所以藝術市場會 開始重新的梳理和盤整。”

這 些留下來的作品在將來是否還能獲得天價，李蘇橋說：“完全取決於能不能形成新的需求，取決於在新的需求之後有沒有足夠的流動性資金跟得上。今天來判斷需 求、未來流動性如何，這都有點兒偏早，但在一兩年之內確實還看不到非常強的對中國當代藝術品的需求。同時，也對中國的經濟本身充滿這種擔憂，在這樣的前提 下，我們當然無法期望中國當代藝術能夠獨樹一幟獲得一個非常好的市場的反映和回報。”

李蘇橋認為，有足夠流動性資金的時候就會形成好的市場，反之，只有作品具有稀缺性的時候才可能在一個小的資本盤面範圍之內或者是個別藝術品需求上形成交易。

結語

10月7日，本場拍賣結束之後，香港蘇富比當代亞洲藝術部主管林家如表示：“今晚之拍賣結果證明市場正進入成熟階段。”筆者認為，話裡的“成熟”主要體現在兩點上：現場沒有出現所謂的“救市現象”，沒有春拍上如賈藹力般的“孤立事件”。 另外，從香港蘇富比秋拍特別策劃的“中國抽象藝術單元”及“香港藝術單元”可見，他們開始致力於開拓新的市場。

中國當代藝術市場的未來會怎樣？ 樂觀地期待落潮後的潮起。

禁止虐待動物 即使以藝術的名義

《天使》由白鷳、朱鹮頭骨和果子狸的尾巴製成

 

         前陣子“歸真堂”抽取活熊膽汁的事引發了軒然大波，這也彰顯瞭如今人們對保護動物的鮮明態度。 其實在藝術界，虐待動物的情況並不罕見，而且還經常披著藝術的外衣。 近來，這種以動物參與為噱頭的藝術作品正遭受越來越多不同形式的非議，除了一些善待動物組織的警告與抗議，警方也有所行動，把一些藝術家關進了大牢。 最後，幾件藝術作品不得不銷聲匿跡，以平息風波。

《峽谷》的前景是一隻白頭海雕

 

達米恩·赫斯特的“蝴蝶自行車”

 

恩里克·德·莫利納：合成動物標本

丹麥雕塑家恩里克·德·莫利納經常使用動物的器官，來組合成各種從未存在過的新動物，這種獨特的藝術也讓他名聲大噪。 他的這一系列作品，目前在市面上已經能賣到8萬美元。

去年11月，他被警方逮捕，並處以25萬美元的罰款，因為他為了讓自己的作品更加有趣，不惜使用一些瀕危的動物，如眼鏡蛇、穿山甲等，而且他在購買這些動物的時候，很多動物還活著。 雖然他辯稱，想藉此提高人們對瀕危動物的認識，可法官並不認同他的觀點，所以本月初，莫利納被判入獄20個月。

 

安貝爾·漢森：小雞大冒險
上個月，由堪薩斯大學的​​駐地藝術家項目和沃霍爾基金負責人安貝爾·漢森支持的項目，即旨在喚起公眾關注，眾多生雞屠宰場中虐待動物現象的議題，遭到了激烈的抗議，最終由於被指控虐待動物而終止。 為了《小雞大冒險》的拍攝，漢森計劃把裝有5只活雞的籠子在公共場所展示，然後將它們以一種儀式性的方式進行屠宰，並且與觀眾一起見證這場殺戮。
 
羅伯特·勞森伯格：白頭海雕的悲歌
羅伯特·勞森伯格1959年的裝置作品《峽谷》是其最有影響力的作品之一，作品中，一隻填充的白頭海雕高懸於前景。 最近，這件作品引發了一場“戰爭”。 已故的紐約著名畫商伊蓮娜·索納本德的遺產繼承人指控說，由於這隻鳥的出現，導致作品​​無人問津（聯邦法令嚴禁白頭海雕的買賣，無論海雕生死與否）。 可是，美國稅務局斷言《峽谷》能夠在黑市上賣個好價錢，因此遺產繼承人有義務繳納相應的稅款，據統計，稅款可能高達6000萬美元。
 
湯姆·奧特內斯：一隻狗的槍殺
美國雕塑家湯姆·奧特內斯是一位成功的藝術家，他的成名作“搗蛋鬼”金屬雕塑就矗立在紐約14大街和第8大​​道上的地鐵站裡。 但每當他贏得重要的獎項時，以前的舊賬就會被翻出來。 近日在舊金山，他的新雕塑本可以獲得一個藝術獎項，結果有人對他在1977年拍攝的短片《一隻狗的槍殺》提出強烈抗議（片中，有一個藝術家槍殺了一隻被收養的小狗），最終奧特內斯只能空手而歸。
 
這類藝術品還有很多
此 外，達米恩·赫斯特曾經用真正的蝴蝶翅膀為職業自行車選手阿姆斯特朗裝扮自行車；哥斯達黎加藝術家杰羅姆·瓦加斯在“展博會NO.1”中，把一隻流浪狗拴 在畫廊的牆上任其慢慢餓死；丹麥藝術家馬爾科·艾瓦斯蒂在裝置“海倫娜”中​​，把活金魚放在十台攪拌機中，邀請觀眾開動攪拌機，把金魚活活絞死……這類 有著虐待動物因素的當代藝術品，一而再，再而三地激怒了動物​​保護主義者，他們由此發出振聾發聵的吼聲：“禁止虐待動物，即使以藝術的名義。不能再盲目 滿足藝術家的慾望了。
 

絕無僅有10×10！2012關渡雙年展wonderland即將開跑

每年10月，台灣藝術重鎮之一的台北藝術大學，都會讓偏冷的北投吹起一陣熱鬧的藝文風，今年以ACTION（行動）、CREATION（創意）、TRANSFORMATION（轉變） 為主題，「藝術是力量！」作為北藝大30週年校慶與關渡藝術節的宣言，內容包山包海，由全球15個國家的藝術家們，帶來的上百場展演，除了表演、視覺、也有主題影展，而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與藝術節同時展開的「關渡雙年展」。

遙望山腳下同期舉行的台北雙年展，關渡雙年展互別苗頭的意味相當濃厚。至今已邁入第3屆的關渡雙年展，以「藝想世界」（Artist in Wonderland）為題，請來了10位當代藝術家，再由藝術家自行選擇自己喜愛的策展人，逆轉了一般的策展模式，讓策展人與藝術家的對話更為密合。此外，也有多位藝術家採現地制作的方式進行創作，相當值得期待。

韓國藝術家夫智鉉的現地制作，
利用燈泡建構出台北與釜山對應的聲音風景。

如韓國藝術家夫智鉉（BOO Ji-hyun）早在5月時，就來到台北進行場勘與聲音錄製，作品《網-存在》（下圖一）用數百顆燈泡建構出台北與釜山兩相對照的聲音地景。同樣使用光線為重要創作元素的還有來自菲律賓的薩盧貝巴（Don SALUBAYBA），作品《被遺忘和未知的結合》（下圖二）。值得一提的是，本次首度來台的澳洲藝術團體Pip &Pop現場使用五彩繽紛的糖進行創作，沒錯，就是吃進嘴裡甜進心坎的糖。藝術家以夢幻少女色調的粉末、金屬片、拾得物等混合砂糖，建構出一座粉嫩的wonderland。

來自澳洲的藝術團體Pip &Pop

利用粉嫩的色調與糖粉，

建構出充滿粉紅泡泡的少女世界。

2012關渡雙年展
展覽時間：2012.9.29～12.16展覽地點：關渡美術館

轉自：MOT/TIMES線上誌  作者 / 編輯部

看俄國人如何很有創意的戳破政客！

俄國人苦於國家的政客們漫天開支票，然後漫天跳票還不承認，他們想出了一個戳破政客的創意手段，而且戳的毫不留情。

葉卡捷琳堡（Yakaterinburg）是德國的第四大城市，然而他們的馬路卻到處都是嚴重的坑坑疤疤，俄國人民除了每天都需要忍受這些低品質的馬路之外，甚至為此感到相當羞愧。當地的媒體「URA.RU」已經多次的報導過相關的新聞，政客們也屢次承諾會修復這些馬路，但是卻從來沒實現過諾言。既然政客們對於自己的承諾總是四兩撥千斤，推得一乾二淨，俄國人決定用一個超級有創意的方式來戳破這些政客。

URA.RU趁半夜的時後，利用幾處嚴重坑疤的馬路塗鴉出三個開過支票的政客，分別是州長、市長和副市長。並且在三幅政客坑疤畫像寫上他們的諾過，像是副市長說：「四月以前會將坑坑疤疤的道路修復完成」，但是直到七月都見動工。隔天一早，URA.RU率先報導這則新聞，而所有媒體也跟進，全部的市民們都等著看這些跳票的政客如何回應。到底如何呢？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新聞媒體大幅報導的當天下午，悄悄的來了一群工人，把這些政客塗鴉蓋掉，企圖想要湮滅這些對政客們不利的塗鴉。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URA.RU早就想到這些沒擔當的政客們會這麼做，所以他們早就在每個塗鴉的附近裝上監視器，這一幕幕毀屍滅跡的過程都全程被錄了下來。

塗鴉被蓋掉的當天，URA.RU 就在這些被蓋掉的塗鴉上，再寫上「蓋掉不等於修復（Painting is not fixing）」， 工人偷偷蓋掉塗鴉的畫面，以及再度漆上的文字又上了新聞，大家繼續看這些政客們還能做出什麼事情來。結果效果驚人，隔天早上之前，三個塗鴉處的坑疤全部都被修復了。這些政客的承諾被戳破，還被戳兩次，超沒面子。

轉自蜜蜂窩 作者:硬塞腦

生命的重量，ALFREDO JAAR 回顧展

盧安達（Rawanda）是位在非洲的國家，主要由胡圖人（Hutu）與圖西人（Tutsi）兩大種族組成。1994 年 4 月 6 號，盧安達國內突然發生一起令人措手不及、慘絕人寰的種族屠殺事件，殺紅了眼的胡圖人，就像是毫無人性的惡鬼，不論男女老少，一心只想將圖西這個種族滅絕；這場幾乎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大屠殺，在短短 100 天的時間裡，幾乎有 100 萬人喪生。種族屠殺，成了盧安達人民最恐懼的切身之痛。

智利藝術家 Alfredo Jaar 在 1995 年參與了一項盧安達計畫，自此改變他的一生，他開始深入關懷這個國家及其人民，希望透過各種方式，讓更多人了解這個屠殺事件及其後續發展。近日於柏林現代美術館（Berlinishe Galerie）展出的 Alfredo Jaar 回顧展中一項非常重要的主題，就是令人傷痛的「盧安達計畫」。

Alfredo Jaar 回顧展在柏林現代美術館

柏林現代美術館是一座由白色牆面結合玻璃的建築體，地面佈滿黃底黑灰色字母，遠方以「Berlin」為名的系列雕塑作品，及雕塑旁成排置放在樹蔭下的帆布折椅，柏林現代美術館戶外形成一片愜意；而這抹愜意卻與館內正展出的「盧安達計畫」形成強烈對比，這是 Alfredo Jaar  回顧展中一個充滿悲傷血淚的主題，展出此主題的 L 字型設計空間與動線中，一黑一亮的空間並立，讓這個主題的開端，便已深深地震撼人心。

兩個不同的空間，代表了兩個不同的世界；一個明亮，牆上簡潔的影像，風光明媚（下圖），影象中人物常掛著笑容；另一空間卻顯得極微黑暗，室內僅有一絲如微曦晨光的橘紅映照，打在方體的黑石上（右圖），傾身向前一看，密密麻麻的白色刻字躍然眼前，那是記載著許多人的名字與離開人世的日期，這些黑石上，所刻畫的是在盧安達屠殺事件中喪生者的生命長度。

地球上大多數的人活在陽光的照耀下，歡悅地度過每一天的生活，然而卻有一個角落是黑暗地無人能見，生活在這黑暗角落的人僅能暗自啜泣，當歡樂者們正在享受金錢與消費帶給他們的快感，啜泣者只能活在不知道下一刻在哪裡的恐懼，在血紅的世界裡，無人關懷地呻吟度日，而當歡樂的當權者在政治的舞台上，光芒四射的揮霍地演出，在一個又一個雜誌封面呼風喚雨時，呻吟者只能畏縮著身軀，躲到更陰暗的角落，更不見天日的延續那徹底卑微的生命。

「盧安達計畫」主題被規劃在Ｌ型展場內，兩個空間一黑一亮，較為明亮的空間播放著關於盧安達景致的錄像作品。（Photograph by Nihad Nino Pusija ）

這就是盧安達大屠殺事件的寫照

讓我們乘坐時光機回到 1995 年，以影像裝置聞名全球的智利藝術家 Alfredo Jaar 參與一個關於盧安達這個不知名國度的計畫，在一張又一張可以輕易令雙眼閃動泛出淚光的影像中，他受到極大的震撼，心情波瀾洶湧，內心沉悶到無法言喻，進而抗拒用他一貫擅長的影像表現去訴說盧安達大屠殺這極度殘酷的血淚事件。

他選擇了最簡單的手法，將 RWANDA 字樣，運用平面設計最簡鍊的手法，重複帶堅定的語氣般，以街頭海報的形式，如海報上 RWANDA 字樣運用的手法，再次一樣重複且堅定地安置在街頭每個角落，企圖捕捉人們的目光，喚起人們的注意，轉化成為可能的社會議題，得到更多大眾的關注與談論，成功地獲得歐美媒體與大眾的迴響，更讓 Alfredo Jaar 奠定國際級藝術家的地位。

但 Alfredo Jaar 並不以此自滿，接下來的 10 年，他竭盡所能地收集與盧安達相關的報導與影像，1996 年 Alfredo Jaar 隨著人道組織與紀錄影像工作者親身前往深入盧安達那如煉獄般的殘酷異境，實地地做文字與影像的採集工作，那段期間，他的身心受到比 1995 年的震撼更遠大的煎熬，在那血淋淋的世界裡，每個盧安達人的眼神、表情與那孱弱的身軀，深深刻入他的腦海裡，讓他一度為身為人類感到極度的恥辱，渴望了結自己的生命。

西方媒體對盧安達大屠殺事件的漠視

回到紐約的生活，更讓他感到荒謬，從盧安達大屠殺事件最初發生到末端的這段時間，他赫然發現美國媒體的完全漠視，展場中可以看到他按照時間順序忠實收藏這段時期的《NEWSWEEK》（新聞週刊）的每期雜誌，以及即便關懷非洲飢荒戰亂的《TIME》（時代雜誌），這些雜誌從每一期的封面主題到內頁所有報導，完全不見盧安達的蹤跡，在這段遭世人漠視的短短時間裡，盧安達有近百萬的生命如無生息般，消失於地球，彼端的美國卻仍在上演一齣又一齣政治、經濟與名人的肥皂劇。

透過 Alfredo Jaar 有計畫的整理，在為數不少的《LIFE》（生活雜誌）（上圖）中，那些如肖像畫般占據雜誌封面的主角們，依舊在陽光的照耀下，歡悅地度過每一天生活，人們的神情與姿態，是那麼地無憂無慮，身上的衣著是那麼地光鮮亮麗，彷如對其他國度的苦痛完全漠視，每天還是生活在他們的金錢遊戲裡，為自己累積龐大的名利，凝聚魅力與事業力。再回頭看第一個展間裡那刻滿白色字樣的黑色長石上，沒有結束般，不斷地延續著，更多盧安達人的名字，離開人世的日期與他們生命的長度，這些人沒有臉孔，更沒有表情，當然沒有任何聲音，只有冷清的空氣飄在空蕩的展間裡。

生命本應是一條長河，有平靜的時刻，也有波瀾的時候，有直行，也有彎曲，這條長河，儘管有哀傷的時刻，但也有眾多歡樂樂章；但盧安達人的生命卻完全不是這樣，在他們短促的生命裡，沒有平靜的權利，甚多的波瀾，不斷地泛濫，甚至血流不斷蔓延其中，他們除了悲傷，還是只剩悲傷，他們靜靜來到這世界，最後還是無聲無息離開，生命的樂章在哪裡，他們也永遠都不知道！

轉自：MOT / TIMES 線上誌   作者：王元芳   編輯：劉宏怡

移動的兒童美術館---漂泊的集裝箱成為法國和非洲孩子的世界級美術館

這是個簡單卻不失精彩的想法：不需要把學校的孩子們帶去博物館，而是把博物館帶去給他們。移動博物館（Musée Mobile）通常被大家熟知的名字是mumo，這是一個安置在運輸集裝箱裡的當代美術館，穿行於法國、喀麥隆和科特迪瓦。MuMo的創辦人英格麗·布羅哈德（ Ingrid Brochard）從三家法國公司Bolloré（擁有WiMAX運營執照的無線運營商——譯者註）, 道達爾石油公司（Total）和雪鐵龍（Peugeot-Citroën）獲得了贊助，美國的建築師亞當·卡爾金（ Adam Kalkin）則為美術館進行了內部設計，集裝箱打開之後將成為四個不同的空間。


布羅哈德的這個以藝術為核心的項目很龐大，大概有15名藝術家參加進這個項目中，包括伽達·梅爾（Ghada Amer）、莫瑞吉奧·卡特蘭（Maurizio Cattelan）、保羅·麥卡錫（Paul McCarthy）以及勞倫斯·威納（Lawrence Weiner）。這些作品都是這個項目委託藝術家專門製作，或者是藉展的作品，最振奮人心的包括麥卡錫的大型充氣式粉兔子，它們就被套在集裝箱的頂部。卡特蘭有趣的小鹿攝影就藏在上面是一個讓人信以為真的多色的繪畫中。來自詹姆斯·特雷爾（James Turrell）的光線裝置、皮埃爾·俞格（Pierre Huyghe）和剛果出生的藝術家謝里·薩巴（Chéri Samba）也囊括其中。





（James Turrell）的光線裝置







（Chéri Samba）作品

 

（Pierre Huyghe）作品

年齡從6歲到11歲的孩子們被分成14組，每個組都會花上30-45分鐘在美術館裡觀看作品。教師們都不能進入這個美術館，陪伴孩子的是兩名兒童心理學家多納泰拉·卡普里格里奧（Donatella Caprioglio）和奧利維亞·阿格斯蒂尼（Olivia Agostini）。布羅哈德告訴ARTINFO說，首先是希望孩子們沒有在大人的籠罩之下探索美術館中的奧秘，“但是我也不希望孩子們會錯過某些特別值得注意的事物，或者說小孩子們不能從容的走完全程。所以導覽的想法就很重要了，只要孩子們能自由的說話以及被傾听就很好了。”於是這就得去除學院習慣和老師們被要求執行的結構。 “所以我選擇多納泰拉·卡普里格里奧來進行，因為她本人就是治療師，而且她懂得如何傾聽孩子們，她非常尊重孩子們的自由。”布羅哈德補充道，“我想要避免任何專制感覺參與到孩子們的遊覽中。”

儘管法國的孩子們和喀麥隆和科特迪瓦的孩子的文化背景非常不同，儘管文化差異以某種形式發生在這個美術館裡，比如說，因為喀麥隆嚴禁公開的表達親密的動作，所以喀麥隆的孩子開始並不能接受伽達·梅爾的作品《吻》。是布羅哈德則轉達給我們孩子們的相同反應：“高興、覺得驚奇，而且很有好奇心。”
不僅僅是喀麥隆的孩子，科特迪瓦的小朋友們也沒有機會去美術館，他們只能獲得一些基礎領域的服務。在美術館的新聞資料裡，布羅哈德講述一個她在喀麥隆的學校的見聞，那裡有一半的學生沒有桌椅，沒有紙筆。但是學校的工作人員也非常同意說，藝術經驗在他們的教系統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他們會一直銘記這些經歷，也許藝術可以改變些什麼，或者能改變他們生活的足跡。”布羅哈德還說道，“無論是百分之一的機率，甚至千分之一的機率，但是對我們來說也意義重大了。”

MuMo的未來尚不可知，它將在今年秋天開始它的下一次旅行，約翰·巴德薩利（John Baldessari）的黑白攝影也會加入MuMo的收藏中，在今年十月的巴黎FIAC也會成為它的一站——興許可以讓成年人一窺究竟。

文章來源： 藝訊中國